日本是中国乡建者最愿意去的国家，日本的乡建到底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
2019年国庆假期，成都人彭戈带上自己的儿子，来到80公里外的蒲江县箭塔村、藕塘村住了三天。这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旅游，但能远离喧嚣亲近自然，让父子两人很开心。其中一次经历，是他带着儿子坐上一个巨大的木盆，向村里的水塘中央划去——过去，它是协助庄稼人种植水稻的农业工具，如今却是村中的“网红”旅游产品。
此外，田间地头的农作物，友善好客的村民，都让彭戈在城市长大的儿子感到新鲜。在箭塔村的乡建主导者伍茂源看来，这背后展现的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探索：乡村提供城市居民需要的产品，后者通过乡村消费，推动村民增收。
“这看似简单的逻辑关系，却需要漫长的时间与精力去营造和梳理。”伍茂源说。大部分乡村建设者抱着美好的愿望前来，却发现困难重重，乡村振兴不是实现个体的振兴，而是整体的发展，因此如何让村民建立符合现代商业体系的协作关系是关键。
为了能够更好地建设好这座有着千年文化积淀的乡村，他先后两次去日本考察当地的乡村民宿和社区营造。
10月11日，新华社消息称，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乡村振兴将接过扶贫的接力棒，继续推动农村发展。在乡村振兴的五个目标中，包含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个部分，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乡村建设者开始走出国门，到国外去学习乡村建设的经验。其中，日本是中国乡建者最愿意去的国家，日本的乡建到底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
01、艺术展给凋敝海岛带来生机
2019年8月，乡村文化建设观察者、长缨文化创始人刘彦君跟随日本著名的策展人北川富朗，在“日本濑户内国际艺术祭”期间，完成了一次“跳岛”之旅。
“日本濑户内国际艺术祭”自2010年创办，每三年一届，号召全球众多知名的艺术家，以濑户内各个海岛为创造背景，进行艺术创作，同时举办各种艺术、剧团、乐团活动，以及展示当地传统技艺、祭典等。
参观者们如果要参观所有的艺术作品，需要从一个海岛乘船至另一个海岛。这种在海岛间不断周转的过程，被称为“跳岛”。由于有全球大量的艺术家站台，以及有“跳岛”这样新鲜的参与方式，因此每届艺术祭期间，这些海岛都能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打卡”。
作为乡村文化建设观察者，刘彦君所感兴趣的不仅在于诸如草间弥生、安藤忠雄、西泽立卫等艺术大师的作品，同时也在于观察这些海岛，通过这样的艺术展览能够获得怎样的改变。
“与中国的很多乡村一样，濑户内海中的众多海岛，也面临着环境污染、人口减少与年龄结构老龄化等现象。”刘彦君说，“我们能否效仿这样的活动，以文艺介入的方式帮助乡村振兴，是我观察的重点。”从历史背景观察，中国的乡建者到日本参观考察，也与当地无论是农业结构、文化历史等均与中国相似有关。
1961年，日本开始实施《农业基本法》，围绕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这一问题，统筹各方诉求，采取了完善相关立法、体制机制和政策工具，以及扩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生活环境和提升乡村福祉水平等措施，形成了符合日本农业生产结构特点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
在同一时期，日本开展了“造村运动”，其目的是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增加农业人口。主要的做法是通过对于乡镇资源的综合化、多目标和高效益开发，创造乡镇独特的魅力和优势。
刘彦君认为，正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建设，使得日本农村的交通基建逐渐完善，并由此形成了如今日本农村普遍存在的“干净整齐”的乡村风貌。
上世纪末期，日本农村出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产品自给率下降等问题。因此在1999年，日本又颁布了新的农业基本法《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乡村振兴”成为其中重要战略之一。其中包括每五年制定一次的农村发展规划，以及成立乡村振兴专门机构等。
刘彦君认为，虽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但就农村发展而言，却是中日两国均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中日两国的农业经营结构和文化背景都相近相似的情况下，日本的经验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的来看，日本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呈现出经济学、社会学和生态学三种不同视角。”刘彦君表示，“经济学视角关注提升农林牧渔产业生产效率，社会学视角注重提升乡村社会福祉，生态学视角则重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她表示，艺术祭期间，随着上百万人次涌入岛屿，岛上的人们重新对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所拥有的魅力感到自豪与自信。
此外，随着近年来艺术祭影响力的不断提高，移居到岛上的人数增加，原来已经关闭的学校重新开校授课。更为重要的是，艺术家的创造并没有脱离海岛本身，亦未与岛上居民割裂。
“很多同类型的展览，仅仅是借了乡村的一块场地，并没有和这里的人、土地、建筑产生关系。”刘彦君说，濑户内国际艺术祭却提倡艺术家们与岛上居民同吃同住，就地取材创造作品，如作品中有的用旧船板、旧推车改造而成，甚至有艺术家将海底的垃圾打捞上来，改造成一个发声装置用来号召保护海洋环境，从而使得这些作品与海岛本身的文化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02、资金有限如何完成乡村振兴
比刘彦君等乡建者更早去观察日本乡村建设方式的，是碧山工销社创始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左靖。近年来，他先后十余次去日本各个乡村考察。
“我2012年去了越后妻有考察，最让我难忘。”左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记得当时是北川富朗开着车，载着我们连夜绕着山路，赶到他的营地，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在那里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去看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看完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
三年一度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始于2000 年，为世界最大型的国际户外艺术节。而与濑户内海洋艺术祭一样，皆出自于北川富朗之手，通过以日本农村为创作舞台，世界众多知名艺术家以山川田野为背景，去创作和展现乡村文化的承传与发展。与钟情于参加艺术祭的乡建者不同，伍茂源在2016年和2019年去了两次日本，第一次主题是去考察日本民宿和农村产业的运作，第二次是去考察乡村营造和社区治理。
“日本作为海岛国家，资源相对匮乏，所以很强调资本整合的效率和成本节约的意识。”伍茂源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这一点比较契合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发展的现状，中国农村的村级财政经费有限，需要在有限的资金背景下，节约化完成乡村振兴工作。而关键的基础，就是社区营造，即教会村民们如何去整合和利用在地资源，使得各种产业之间的合作更有效率。
“现在的乡村发展强调的是一村一品，即要做出有本村特色来。”伍茂源说，背后支撑的东西，是社区营造，让本地人了解本地，形成信息渠道的关联，这是日本做得特别好的地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谈一村一品，就能落到实处去。
他举例说，如在日本的乡村民宿中，经常会看见有对其他家商店的介绍，反映出本地人的社交关系，他认为正是这种紧密的社交关系，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本地资源的联接。
日本对乡村在地资源的运用着眼于本地风俗，各种活动和祭祀让游客有仪式感、现场感。在做品牌的时候，以一个村整体来做品牌。一个村就是整套包含各种元素的组合体。因此，伍茂源认为在乡村品牌的塑造方面，日本的经验很值得借鉴。
对于国内的乡村建设，伍茂源表示，我们的乡村旅游很多时候在产品开发上的力度非常弱，真正能够帮助乡村摆脱周末经济的方式不多，我们的乡村要思考的是如何整合内外部资源，重新整合为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的需求。
03、都市圈周边乡村振兴条件最好
在去日本前，刘彦君用了三个月时间，深入多个中国乡村，了解这些地区如何振兴发展。她认为，乡村振兴要与都市圈的建设联系在一起。都市圈周边的乡村与城市的要素联系最紧密，是各种现代资源要素聚集的地方。同时，也是大城市人们日常周末短期旅游的首选地。所以，这样的乡村会有很多的机会，以旅游为主的吃住行娱的发展，方便乡村在大众旅游的时代，挖掘自身产业特色、提升人文素质和空间再利用。
按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的说法，都市圈本质上就是一个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等地方要素和产品的统一市场。
在都市圈周边的乡村，最有可能将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全部实现。就产业振兴的角度看，刘彦君认为，任何一个乡村在基建完善后，都可以进行文化、旅游业的开发，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好的突破点。
乡村的产业，可能是文化产业或农副产品加工业，而产业振兴后对于人才的回流、文化的建设、自然生态的保护等都有帮助。
“乡村产业，过去主要是第一产业，我们通过引入文化等方式，发展了乡村的第二和第三产业，丰富了产业结构，因此倒推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刘彦君说。
左靖回到国内后，开始效仿大地艺术祭，举办具备中国乡村特色的艺术节。“后来我在贵州等地工作期间，就试图把大地艺术祭真正在中国落地，哪怕用‘化整为零’的方式，但是太难了。”左靖说，“大地艺术祭需要动用的社会资源太多，我们根本无力做到。后来，我慢慢觉得，长冈贤明的长效设计理念更容易入手，目前我们正缺这种理念，于是我开始寻求与他的合作。”
长冈贤明是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被喻为“长效设计”理念(long-life design)的教父，其理念是通过对二手商品的再次设计，获得新的艺术生命。
左靖认为，通过把长冈贤明的品牌d&department引进到中国乡村，希望学习借鉴他们在地方文化挖掘以及店铺运营管理、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系统化方法，以帮助中国的乡村能够在地方文化培育方面有更多的进步。
伍茂源回到箭塔村后，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2019年春节前，举办了一场“年猪祭”。“本来想办腊肉比赛，评比村中腌制最好的腊肉，但后来发现了箭塔村有祭祀年猪的传统，我想到在日本参加的高山祭活动，当地村民们同力协作举办的一场祭祀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伍茂源说，年猪祭最终收获了非常好的成效，会在2020年春节前再举办一次，希望能够成为未来定期举办的民俗活动。
“从日本回来后，我很重视对箭塔村产品的研发，如对村民的农作物、手工产品进行商业开发。现在代表箭塔村的旅游产品有20多种，对于这样一个小村落来说，已经是很丰富的了。”伍茂源说。
此外，他选择在村里面的民宿服务质量上下功夫。“我在日本的民宿体验中，感觉人与人的距离很近，比如服务员对游客的服务意识非常强，使得游客不太会去关注民宿硬件配置高低。其实我们村民都是很质朴和好客的，尽管他们的民宿不能和资本化运营的民宿相比，但我们通过引导村里面的民宿从业者，提高服务质量的方式，来提升民宿的品质。”
伍茂源说，他们教授民宿从业者如何与城里来的游客成为朋友，因为只有成了朋友，才会像自己家的客人一样热情接待。如今村里面的一些民宿，一些客人来了后还会主动帮忙扫地洗碗。
“我们一直在提倡城乡互动式的乡村振兴，城市的很多问题解决根源在乡村，乡村的很多问题的解决根源也在城市。乡村要做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如何提供满足城市需要的产品，城市居民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乡村的信息，城市居民需要知道农产品如何长出来，它真实的生产成本，才能为生产买单。”伍茂源说。
04、日本乡村建设哪些经验可复制
2019年7月，联合国人居署发布了第二期国际可持续发展试点，成都蒲江县明月村入选。作为明月村乡建的主导者，陈奇从2015年开始，先后去了4次日本。
陈奇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本农村的整个系统较为成熟，且呈现不同的模式和样板。
日本乡村有哪些经验可以复制到中国乡村？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中，陈奇列举了多个方面的可能性。
首先是乡村建设需要长期性和持续性，日本的很多村庄都经过了20-30年的发展历程，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产业一直在升级，做得很有耐心，有工匠精神。深入、持续、细致地推进在地的发展，才可能实现这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以人为本，关心在地人的生活状态、生活品质。社区营造持续细致、润物无声，形式多样，居民积极参与村庄公共议题。在地居民有强烈的自豪感和幸福感、生活从容，对访客/游客友善、热情。
再次是对生态环境高度重视，环保理念在各个细节一以贯之。
最后是非营利性组织（npo）、高校要在乡村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成为衔接政府、在地居民、投资者、游客、媒体的纽带与桥梁，同时提供了包括研究、实践在内的学术性资产，对在地乡村的发展起到比较大的促进作用。
陈奇认为，乡村的振兴是关于城市与乡村，土地与人，自然与人，现在和未来的一次反思、链接、调整与拥抱，乡村需要都市的购买来激活和发展产业，乡村为都市提供健康丰富的食材，忙碌的都市人需要宁静的乡村安放和疗愈忙碌的身心。
“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应是和谐、互补、各美其美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城镇化的过程应因地制宜地保留美丽村落的形态、文化、民俗和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故乡所在。同时，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实现乡村基础设施的城镇化，提升村民生活品质，提升产业空间。”陈奇说。
值得一提的是，北川富朗主张的艺术祭，不仅是一套审美体系，也是一套价值体系，承载着人类追求新生活的向往和理想。作为一名艺术家和策展人，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其理念是让艺术走下神坛，成为社会革新的工具，让它从审美的系统变成一套推动社会进步的系统。
“从上而下还是从下而上的生发、落地？在中国要如何干？”北川富郎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在他看来，只有在干的过程中才知道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再去想解决办法。但核心不变，类似艺术祭这样的活动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诞生的，前提必须是因地制宜。
“在社会变革中，新的文化介入古老乡村建设是时代使然，由艺术家、设计师先期切入，然后再带动各种力量的共同介入，这也许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一种值得尝试的模式。”刘彦君说。
左靖认为，中国的乡村建设们走出去肯定是一件好事，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在乡村建设、社区营造方面都比我们领先很多年，有非常成熟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但另一方面，中国乡村建设者最终还是要面对自身的政策和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国情’和乡土社会的现实，这些与大家对乡村的想象以及对乡建的理想会有很大差距。”左靖说，中国的乡建者更需要接受和理解这些差异，从现实出发，及时调整自身的心态和工作方法，坚定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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